在现有体制下，中国不会有西方国家那种形式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但会有独具特色的不断深化的社会危机。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具有超强的控制力与强制力，在经济上就表现为对金融与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绝对而全面的控制，因此它可以用管制与命令的方式避免西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那种自发且剧烈的调整。而且，这种社会主义体制从意识形态上是排斥经济或金融危机的，因为它认为只有资本主义体制才会产生经济金融危机。

这种控制力以及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负面效应就是经济的灵活应变性以及创新活力会受到很大的抑制。当经济困境来临时，体制会用强力让整个社会来为体制性的僵化臃肿、效率不足与过度扩张买单。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民营企业的困难，以及随之而来的萧条与财政困境。

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的1980年代后期到整个1990年代，中国实际上就面临着上述局面。1990年代的金融与财政改革就是为了应付这些问题的。但使得中国最终走出困局的是中国加入了WTO，通过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全面提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并充分发挥出中国农民工的劳动生产率。中国由此得以摆脱上述社会危机以及财政金融困境。

由于过去十年的一系列作为，中国目前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但经济政策的方向却正好反过来了。因此，中国的社会会承受越来越多的经济萧条、财政匮乏以及失业暴增的压力。由于社会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非常弱小的地位，除非国家层面有基于情势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社会在大多数时候就只能被动承受压力。由此会造成连锁性的危机，包括结婚人数以及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各种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社会治安的恶化、心理疾病的扩散等等。这些问题反过来会影响国家体制的长期汲取能力以及运行效能。

中国未来的情势取决于国家与社会的实际互动。在国家强势力量的作用下，过于低迷不振且人口出生率奇低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也是不可能让执政者获得正面的历史评价的，更不可能实现政治上的中兴。另一方面，在中国大一统王朝时期，社会从来都是软弱涣散的，但没有耽误中国历史书上充满着各种民变乃至改朝换代的故事。这正反两方面的情形就决定了，国家与社会的博弈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也不是单向的，历史不可能没有变数，我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