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自述二：二起二落，忧谗畏讥。我人生的低谷，从1956年划右派算起，整整二十二年。能挺过来，无非就是两个东西在支撑着：从大的方面说，我们国家确实多灾多难，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为国家做一点什么，让它好起来。从个人来说，自强不息，不能成为弱者。我当时最喜欢的一句话，刻在桌上的座右铭，是“困难只对于怯儒者存在”。无论如何，我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让人耻笑，即使因为划右派、断腿受歧视，在业务上人家总还是认可的，认为我有学问、有能力。

我从小喜欢古诗词，在最困难的时候，写些旧体诗，其中有“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这样的句子，现在看当然有些太狂妄了。但那时候，我自认为还是有能力，但是一点都用不上，我就是这样激励自己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精神苦闷的时候，我就想想卷到火车底下的那一幕，我这条命就是捡来的，赚了！连这事都经过了，人生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过不去的？人各种磨难都经过了之后，就不感觉痛苦了。

我自己认为对待这件事还是乐观的。装上假肢，就要跟正常人一样。1978年下半年，北京政法决定复校，我就回来了。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一旦改革开放，急需法律人才，我就算有用武之地了，因为一上来就能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终究过去还是正规科班出身，又有英语和俄语两门外语的优势。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我很高兴。

也许是一个不重要的细节，这么几十年，我从苏联带回国的法律专业书一直都保存着，也没怎么想，那时候也不可能有什么想法，根本不敢想象国家还有什么法治，只觉得这些书还有资料价值，舍不得丢，偷着还看看，现在都派上用场了。1983年，院里组织新的领导班子，我当了副院长。

1984年，学校改成中国政法大学，我是副校长，以后是校长，就这样。我还是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一段时间，我最兴奋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国”真正写进了宪法。

对我们搞法律的人来说，靠法律能混碗饭吃还在其次，真正能实现依法治国才是最重要的。共产党敢于把“依法治国”四个字写进宪法，标明自己的言行活动也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这个了不得，是进了一大步。

这样写了，人们就可以以这个作为检验的标准，也是我们说话的理由。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中国社会必须前进，所谓前进、发展，其实不过就是两条，一个是国家富强，一个是民主自由，经济要发展，政治要进步。另外，中国不能大乱，我们从民国建立到军阀混战，蒋介石国民革命军刚刚稳定，日本人又打进来了。始终不稳定。中国如果无人来管理，乱起来就不知道要倒退多少年。理智地考虑应该是这样的。

这几点是我坚持的。1989年，你说我主动辞职也好，被免职也好。我从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岗位上下来了，做个普通教授，一直到现在。当天我带团在国外。美国教授都劝我先别回来，看看再说，但我自己主动回国来。这大概也是我罪过不太大的原因，我率团回来了。已经事后了，学校党委扩大会议上，书记说完要校长说话，我就说了三句。

当时我想明白了，大不了这个校长不当了，不相信会把我抓起来，我还是教授，还是人大常委会委员呢。我知道后果。但自己的政治态度要明确，见解要表达，否则没法跟自己、跟历史交代。这个跟1957年反右不同。57年我思想上没有太大的对抗，因为还没有完全独立的政治见解，更多的还是确实觉得自已做得不对。这之后我的态度一度比较对立。

后来到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的态度才缓和下来。坚持改革开放是对的。拨乱反正后，我的两个大的思想变化，这是一个，依法治国写进宪法是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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