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讲述中国的故事？
挑战中共滥用历史的中国地下历史学家
1990 年初，中国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与他的妻子和儿子躲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看着他们的国家在暴力中动荡。89年六月，当局镇压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造成数百人死亡，更多人流亡。 方励志已经逃到大使馆，等待着能够离开的交易。

在绝望的深渊中，方写下了《中国人的失忆症》一文，解释了为什么悲剧不断降临在中国。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此彻底地控制了历史，以至于绝大多数人仍然没有意识到它无休止的暴力循环。 结果是，人们只知道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很容易受到中共的洗脑运动的影响：“就这样，大约每十年一次，历史的真实面目就从中国社会的记忆中被彻底抹去了，”方观察道。 “这就是中共‘忘记历史’政策的目标。”

对于当今许多分析中国的人来说，方看待中国的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 他们认为，共产党对历史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因为它现在得到了一个更强大的技术官僚国家的支持，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完全致力于粉饰过去。 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监视国家监视着任何对过去或现在有不同看法的人。 中国似乎已经彻底失忆了。

然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方准确地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 但从几年后开始，这种历史抹除的模式开始被打破。 关键原因是公民历史学家运动的兴起，他们成功挑战了党对历史的控制。 支撑他们努力的是两项我们通常认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数字技术：PDF 和数码相机。 由于它们在现代生活中无处不在，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记忆在中国等专制国家保存和传播的方式。 它们允许人们在没有印刷机或复印机的情况下恢复被禁或绝版的书籍并创作新的出版物。 它们还使电影制作人摆脱了曾经只有电视或电影制片厂才能负担得起的笨重而昂贵的设备。 其结果是，在笔记本电脑上制作并通过电子邮件、文件传输和记忆棒远距离共享的书籍、杂志和电影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如潮水般涌来。

事实证明，这些工具是弱者的现代武器，让一群人崛起，对抗政府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神话般的历史讲述。 在该党对过去的传说中，中共在二十世纪中叶掌权是为了拯救中国，并且由于其基本无瑕疵的记录而继续统治这个国家。 在推动这种叙事方面，共产党拥有巨大的优势，包括对电视、电影、出版和学校课程的垄断。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公民历史学家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期间继续反抗国家，习近平将控制历史作为其标志性政策之一。

去年针对新冠疫情封锁和经济放缓的“白纸”抗议等事件表明，大批中国人能够看穿政府对过去自私自利的描述。 政府宣传人员可以向媒体大量报道他们的现实版本，或者放慢不需要的信息的传播速度。 这种复杂的审查形式意味着大多数人仍然同意政府对事件的说法。 然而，现在有足够多的人可以获得不同的解释，从而引发对政府的广泛而持续的质疑。 共产党控制历史的日益严厉的努力证明了这场叛乱的力量，习近平认为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

全面回忆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共就用神话来解释近代的过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是1959年至1961年的大饥荒，造成4500万人死亡，大约是文革期间死亡人数的20倍。 然而，据官方统计，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仅造成数百万人死亡，而且仅仅是因为自然灾害和苏联顾问的撤离。 换句话说，该党是无可指责的。 然而，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几乎被国内外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所驳斥，更不用说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了。 他们知道，饥荒是由于毛泽东的妄想性经济政策造成的，这些政策迫使农民采取异想天开的农业和工业战略，从而毁掉了多年的收成。

对于该党来说，这不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它只会造成一些脱节——有些人可能知道该党的版本是不真实的，但大多数人只会知道该党的说法。 但中国的非官方历史学家认为，在中共统治近 75 年的一系列关键转折点上，中共对事件的描述是站不住脚的。 其中包括 20 世纪 40 年代和 1950 年代针对曾经主宰农村生活的士绅的屠杀（党称之为土改）、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天安门屠杀，以及最近的新冠肺炎疫情封锁。

这场反历史运动的试金石是一本 1960 年的学生杂志《Spark》。 它是由卷入 20 世纪 50 年代针对中国知识阶层的运动并被流放到中国西部的学生创立的。 在那里，他们亲眼目睹了大饥荒的影响：同类相食、大规模饥饿，以及官员们因害怕毛泽东而不敢报告真相。 他们创办这本杂志的目的是希望唤起人们对一党统治的反对，发表文章反对专制、言论自由的缺乏以及中国农民的无能为力。

数字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记忆的保存和传播方式。
然而，《Spark》推出后不久，当局就将其关闭，并没收了该杂志的所有副本。 四十三人被捕； 其中三人被处决，其余被送往劳改营。 1976年毛泽东去世、相对温和派上台后，党对那个时代的过激行为进行了部分修正。 有些人被允许查看他们的人事档案，即国家保存的每个人的档案，其中包含从高中成绩到警察记录的所有信息。 参与该杂志的学生之一谭禅学 (Tan Chanxue)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查看了她的档案，发现当局以良好的官僚形式尽职尽责地保留了用于对她定罪的所有材料的副本。 其中包括杂志的副本、所有学生的自白，甚至还有她写给男友的情书，男友是这本杂志的推动者，于 1970 年被处决。

谭为所有材料拍了照片，但多年来这些材料一直留在她的公寓里。 然后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朋友们用这些照片制作 PDF。 这以数字格式重新创建了 Spark，让人们能够了解学生们对一党统治的有先见之明的批评。 它还允许人们分享有关学生的数百页警方文件，激励中国独立电影制片人、记者和公共思想家制作电影、写书并对学生及其杂志发表评论。 曾经属于个人的记忆变成了集体记忆——不是对所有中国人来说，而是对相当多的人来说，其中许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且有影响力。

二十年来，这种对过去的重新发现和新的历史知识的创造已经重复了无数次。 现在，数百本对共产党的过去提出质疑的书籍在网上随处可见，而摄像师则制作雄心勃勃的纪录片和口述历史，以保存曾经可能消失的声音。

学习说话
理解中国与历史记忆关系转变的一种方法是考察过去半个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作家之一、小说家王小波。

王深受妻子李银河的影响，李银河是中国著名的性学专家之一。 她研究并撰写了有关中国同性恋运动的文章，近年来一直为跨性别和双性恋公民挺身而出。 两人于1979年相识并于次年结婚。 1984年，夫妻俩考入匹兹堡大学，李和王分别获得了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 1988年他们回到中国后，李最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王则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历史和社会学。

1989年学生运动期间，王对抗议活动保持沉默。 他曾因文化大革命而伤痕累累，对这场无定形的运动感到不确定。 谁是领导者？ 它的目标是什么？ 和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对大规模、有时是混乱的运动持谨慎态度。 保持沉默成为王最著名的文章《沉默的大多数》的主题。 王描述了毛泽东时代如何因伟大领袖的无处不在而使人们沉默：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他的话语日夜如雨般倾泻而下。 这留下了伤疤，对王来说，这意味着“我无法信任那些属于言论社会的人。” 寻找声音的斗争成为王的个人追求，也是整个中国的寓言。

这就是吸引王研究中国同性恋社区的原因。 弱势群体沉默了。 他们被剥夺了发言权。 社会有时甚至否认它们的存在。 然后王顿悟了：中国社会的很多人是无声的——不仅是不同性取向的人，还有学生、农民、移民、矿工、生活在即将被拆除的历史城区的人们等等。 这些人不仅仅是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成员，而是代表了中国社会的很大一部分。 “这些人出于多种原因保持沉默，”他写道。 “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缺乏说话的能力或机会，有些人是因为他们隐瞒了一些事情，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他们对言语世界感到某种厌恶。” 他补充说：“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有责任说出我的所见所闻。”

事实上，王对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感到震惊，并质疑自己未能支持抗议者。 但他开始相信，尽管抗议者可能很高尚，但他们代表了一种他不再支持的旧的做事方式。 他们认为自己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想要影响国家，并对自己被忽视感到愤怒。 王对社会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其核心问题在于它分裂成一些团体，这些团体太弱，无法对抗一党制国家的压倒性权力。 这就是中国保持沉默的原因。 最后，他意识到他必须写这些群体，而不是成为另一个特权知识分子。

从头开始
王成为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为中国媒体撰写了大量文章。 尽管仅仅五年后，即 1997 年，他因心脏病去世，享年 44 岁，但他影响了一代人。 其中之一是女权主义学者和地下电影制片人艾晓明，他的电影探讨了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如农民、强奸受害者和劳教所囚犯。 其他作家，例如作家阎连科和廖亦武，也开始描述社会中最弱势的成员，例如监狱囚犯和毛泽东时代的受害者。 中国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之一贾樟柯经常提到王是一位启发他讲述个人故事而不是国家所青睐的集体叙事的作家。

王本人受到许多思想家的影响。 作为一个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长大的年轻人，他偷偷地阅读了伯特兰·罗素的著作，并内化了他的个人自由思想。 在匹兹堡，他还阅读了米歇尔·福柯及其对个人与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描述。 除了影响王的思想之外，福柯也有助于解释王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 福柯描述了有多少知识分子已经从武断地谈论经典的普遍主题——自由、道德、存在——转向他们拥有专业知识的特定领域。 利用这些专业知识，他们可以有效地干预公共辩论，通常代表弱势群体，例如穷人、移民或艾滋病毒/艾滋病患者。

在西方，这始于二十世纪中叶，但在中国，这只有数字革命才有可能实现。 在王去世后的十年里，公民历史学家蓬勃发展，这不仅要归功于 PDF 和廉价的数码相机，还要归功于几年来相对不受约束的互联网。 这使得博客、公告板和社交媒体蓬勃发展，为许多非官方的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

习近平的崛起是对那个开放时代的强烈抵制的一部分。 他镇压任性的党员、非政府组织和公共政策的讨论。 但他最重要的利益之一是控制历史。 2013年，习近平禁止批评毛泽东时代。 2016年，他清除了主要的历史杂志《炎黄春秋》——尽管他的父亲、身为高官的习仲勋强烈支持该杂志。 2021年，中国政府重写了如何描绘历史的指导方针，进一步掩盖了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

然而，即使在人们越来越努力地控制过去的情况下，公民历史学家的工作仍在快速进行。 虽然其中一些最著名的人，例如电影制片人艾未未和胡杰，受到了骚扰，但其他人仍在继续工作。 最有影响力的地下历史杂志《Remembrance》自 2008 年以来一直以 PDF 形式出版； 它最近出版了第 245 期。

并非巧合的是，在这些“草根知识分子”中，更容易找到女性的声音，如诗人林昭、作家江雪，也更容易找到少数民族的声音，如被监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和西藏诗人次仁唯色。 。 像他们这样的声音常常被排除在主流圈子之外，这些主流圈子来自男性主导的华裔知识分子的儒家传统或中国大牌小说作家的男子气概世界。 在描述他个人经历的文章中，王描述了与传统公共思想家世界的另一个区别。 公民知识分子和历史学家并不属于儒家传统的一部分，因为儒家传统往往居高临下地关心国家或人民，但他们的行为是出于个人原因。 “我最希望提升的是我自己，”他写道。 “这是可鄙的； 这也是自私的； 这也是事实。”

王与其他草根思想家分享了这一动机。 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杨继绳目睹养父在大饥荒期间死于饥饿，并决定他一生的工作就是记录那场可怕的动乱。 视频博主 Tiger Temple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曾在铁路上充当童工，后来决定记录这段历史。 艾未未看到妇女受到压迫。 江得知祖父饿死的消息后，开始研究饥荒。 最近，许多人因政府对 COVID-19 大流行处理不当而遭受苦难，并开始记录他们的经历。 这种反应可以被视为狭隘或狭隘的，但正如王所认识到的，这也是社会的变化方式：人们试图理解和描述自己的生活。

中国公民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质疑官方关于其国家过去的叙述。
这些地下历史学家的影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衡量。 一是政府承诺消灭它们。 人们常常想象威权领导人拥有无穷无尽的政治资本。 事实上，他们必须选择自己的战斗。 习近平决定把控制历史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这表明他觉得这很重要。 在演讲中，他明确反对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的趋势，当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Mikhail Gorbachev) 允许对党的历史进行批评，作为其开放政策的一部分。 习近平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允许对苏联历史的批评，导致了该国的意识形态空心化。 在习近平的分析中，这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原因，也是中共必须消灭非官方历史学家的关键原因。

最近的白纸抗议活动表明，这些暗流可能会产生政治影响，可以说给共产党带来了自 1989 年天安门抗议以来最大的挑战。 正是在这个时期，像江这样的作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变得非常受欢迎。 在她职业生涯的早期，她曾在《火花》杂志上写过一篇长文，以及其他探讨冷战时期中欧和东欧民众骚乱的文章。 她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借鉴这些经验创作的作品被审查机构禁止，但被发布和转发了数百次。

由于中国在许多方面面临困难问题——增长缓慢、人口问题和紧张的外交政策环境——白纸抗议等事件可能与其说是异常事件，不如说是一个更加动荡的新时代的预兆。 但他们也表明，普通中国公民可能越来越愿意质疑官方关于国家过去的叙述，并对塑造国家现在和未来的力量形成新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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