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默契
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趁毛不在京时，组织群众包围中南海并揪斗刘、邓、陶。毛回京后，李将此事告诉毛。毛说：“文革小组做事不听打招呼。不要他们当面斗，不听。”李(志绥)写道：“我因此知道公开批斗刘、邓、陶是文革小组自作主张。不是毛的本意。”（第473页）。我以为这一论断很值得推敲。

我们 一向被告知，在文革中（其实不只是文革）发生的许多坏事都是“背着毛主席干的”。倘费心查阅一下当年的档案材料，也许我们确能发现若干证据证明这些坏事与毛本人无关。有些事毛并未发过指示，有些事发生时毛根本不在现场，有些事毛还讲过几句不赞成的话；但我们若因此而断定这些事与毛无关甚至是违反了毛的本意，那却未必。在暴君和暴君的打手之间，常常存在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关系。许多坏事，暴君心里想做，但不便明说，因为他害怕承担责任。这就需要打手们心领神会，先意承旨，代为实行。为了不露痕迹，打手们往往还要背着暴君下手。我敢说，刘少奇被摧残至死就一定是打手们“背着毛主席干的”。道理很简单。假如有人将刘受摧残一事向毛汇报，毛很难不表态制止，刘的性命或许便可保全；但倘若不是打手们深知毛对刘恨入骨髓，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他们又怎么敢和怎么能一手遮天，将国家主席活活整死？打手们为主除患，有恃无恐，毛则乐得“受蒙蔽”，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

由此我又想起延安时期诛杀王实味一事。毛早就讲过不要杀掉王实味，要留下来作反面教员。王实味被杀后，毛还表示过不满。但是，那个直接下令诛杀王实味的王震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处罚。从以后的事情来看，毛对王震反而更加信任。可见，只要你摸准了毛的真实心理，即便是做出了明显违背最高指示的事也没有什么关系。相反，领袖还会因为你的鲁莽行为而感到你忠勇可嘉。没有唱黑脸的，怎能显现出唱白脸的威风，怎能显现出唱白脸的仁慈呢？常言道，阎王好见，小鬼难求。可是人们忘记了，小鬼不正是阎王安派的吗？

我们知道，在历次运动中，都发生过大量的违反“政策”的“过火”行为。有人说那是由于运动“失控”。然而，许多所谓“失控”其实正是领袖的有意放纵和暗中鼓励。在文革初期，连李志绥也感觉到，“毛似乎置身事外，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那么北京乱起来，不正是必然出现的结果么”。（第442页）不错，毛一再表示反对逼供信，毛就对李讲“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个人自杀”，（第443页）这说明毛对于这种运动的残酷性是早有预料的；那无疑正是毛的目的之一。尽管在公开场合下他总是说着另一套话。什么是“运动”，运动就是有控制的“失控”。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有理由推测，毛在六七年七月悄然离京，很可能是为了故意制造“不在现场”的表象，以便让文革小组放手胡来而又使自己摆脱干系。事实上，李志绥本人就这样怀疑过（见第472页）。只不过他后来又相信了毛的那一番说词。假如说在那以后，刘、邓陶等确实不再被公开揪斗，这也不足以证明毛的反对是出自真心；因为那次公开揪斗已经向全国发出了明确信息。这是毛的一个惯用手法。起初，由于毛的暗示和默许，发生了残酷的暴行，在这时，毛往往把自己隐匿起来，以致于任何呼救的声音都无法达于天听；于是，那些暴行便显得和毛毫无关系。等到后来毛出面制止时，暴行的效果已经达到，毛反而再一次给自己赢得了仁慈的美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莫此为甚。

---胡平：读李志绥医生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