汎道德主義之僞善

道德如果不首先是一種個體行爲，就會導致個體在個體行爲層面上不再受到道德約束。這樣一來，空汎的道德觀念就成了一種莫大的僞善。

與許多人對中國社會持道德批判態度相反，中國反而有一個「過度道德化」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裡：一方面道德很容易被等同於民族國家，另一方面泛道德化傾向還很容易將個體行為上升到民族和國家的道德高度；與此同時，這兩個側面還存在一種共同傾向：豁免個體行爲的道德約束，將之變成「多數群體」的道德義務。這種「過度道德化」的傾向就是「汎道德主義」。

汎道德主義並不是指在這種社會環境中，人人都是有道德的，而是指個體反而被豁免了道德行爲約束，用抽象和宏大的敘事架空了道德觀念。持過度道德化傾向的人，跟嚴厲批判過度道德化傾向的人，在不同形式上出現了汎道德主義傾向。這使中國社會呈現出無法妥協的兩極化特點。

道德之所以是道德，就在於道德始終是有限的、具體的道德，如果道德依附一個宏大的抽象概念，這就是道德偽善和道貌岸然了。這麽說有點反形而上學的意思，但其實非我本意。我比較認同一種有限的、不徹底的、但是務實的形而上學。這也是我頗欣賞馬克·貝維爾（Mark Bevir）的地方。

馬克·貝維爾最有名的有限形而上學思想，是圍繞「生活實踐」（lived practice）來展開的。馬克·貝維爾在批評德里達和後現代主義的時候講到一個譬喻：德里達在夜晚來臨的時候，只談論白天的光以及我們不可能沒有白天的光，但是較弱形式的光，比如火柴、蠟燭、電燈，同樣是人們在「生活實踐」中依賴的光源，它們是人類創造的光，儘管是弱形式的光，卻是在「生活實踐」中頻繁使用的光。人們在「生活實踐」中接受臨時性的信念，即使這些信念缺乏普遍性和確定性，是形式上較弱的信念，這些信念也是行爲實踐的依據。

我們在反對形而上學的道德觀念時，實際上反對的是空汎且抽象、脫離「生活實踐」的道德觀念。這種道德觀念不見得是絕對主義的，反對這種道德觀念，也不見得就是道德相對主義。這反而是一種更加務實的態度。

如果一個社會無窮無盡地濫用抽象道德原則，其結果不但不是所有人都强化了各自道德屬性，反而是所有人都變得反道德、甚至不道德起來。其實，我們想當然以爲只有白晝才能帶來光明，跟我們想當然以爲只有火柴、蠟燭、電燈才能帶來光明，本質上一樣，都犯了違背「生活實踐」理性的汎化錯誤。

我們既不能想當然地批評某一起虐貓行爲是整個民族的野蠻嗜血的縮影，也不可以單純只把這種行爲視爲純粹個體行爲。後者是一種隱蔽性極强的認知偏誤：我們想當然假設大多數人都是好人其實跟我們假設所有人都是壞人一樣有問題。毫不誇張地說，「假設大多數人都是好人」反而比「假設所有人都是壞人」更極端，因爲前者事實上豁免了個體行爲的道德約束——總是將不道德歸咎於例外的個體現象，道德自然而然就脫離個體行爲存在了。

這背後的邏輯是：我們知道「例外」不可能只限於某個特定人群或個體，但我們事實上並不知道「不屬於例外」的那個範疇裡哪些人具有不道德潛傾。也就是説，我們雖然「假設大多數人都是好人」，但我們事實上根本不知道這個「多數群體」中有多少人是根本不作惡的。我們之所以這樣假設，純粹是混淆了信念和希望的推斷。

當我們將不道德諉過於例外的個體行爲的時候，雖然我們邏輯上確實承認道德也可能是個體行爲，但是我們事實上卻豁免了個體行爲的道德約束，因爲我們同時還假設了一個根本靠不住的「多數群體」來體現道德法則：這就從事實上（而不是從邏輯上）將道德應用於一個空汎而抽象的群體上，把道德架空成一個名存實亡的抽象概念。

中國人的汎道德主義僞善，與其至今仍過度依賴歷史教化和政治教化有關。宗教在西方文明承擔的歷史作用在中國被讓位給了歷史教化和政治教化——很多時候，這兩種教化還是合流的。這是用「儒教」或「禮教」來形容古代中國並不貼切的重要原因：儒與禮只是呈現出來的形式和結果，最根本的還是歷朝歷代都奉行各自的歷史和政治教化。

這種雙重教化的結果，是壓抑個體屈從於類似形而上學概念的道德和仁義觀念。在這種觀念裡，個體道德意識不但跟政治和歷史綁定在一起，還跟社稷安危綁定在一起。現在我們通常將這種教化稱作「意識形態工具」。這種工具早就存在了：歷史和政治在古代中國就一直充當意識形態工具。

中國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往往首先是一種歷史自豪感，而這種歷史自豪感又帶有强烈的政治屬性。對於中國人來説，歷史本身就像一種宗教典籍。但是中國人的歷史信仰建立在反復的歷史闡述基礎上，而歷史闡述只服務於政治現實。這種特點就像是宗族社會的遺留產物。說中國人有「祖先崇拜」，不如説中國人有「歷史崇拜」，這使得中國社會有一種「歷史宗教」的特點。

不論是哪一種形態，個體雖然也聽從道德約束，但是個體行爲卻總是受到豁免的：如果不道德的總是例外的個體，那道德的就是作爲常態的大多數人。在這種僞善的掩飾下，只要你相信自己是作爲常態的大多數人，或者即使不相信，你只要跟大多數人一樣做出大義凜然的樣子，你的不道德行爲看起來就像是受到豁免的。

這是由歷史教化和政治教化造成的僞善。其根源還在於空洞的道德概念掩飾著自我標榜和黨同伐異。基於歷史教化形成的道德準繩用一種宏大的歷史自豪感來塑造「少數派」和假想敵：由於作爲常態的「多數派」才是道德化身，那麽被劃定到「少數派」範疇的群體和個體就是不道德化身，即使我們更經常看到作惡的反而是自認爲是「多數派」的群體和個體。只要躲在「多數派」背後，作惡即便不被賦予道德高尚，也是受到豁免的。

其實，我們並不知道「多數派」究竟有多大的「多數」性質，也不知道「少數派」究竟有多小的「少數」性質。「多數派」和「少數派」的劃定，是官方話語系統、或者意識形態話語系統裁定的結果。

比如中國官媒中央電視台說「多數中國人支持中國共產黨」。你其實並不知道這個多數究竟是多少人，你也不知道他們在甚麼情況下表態支持中國共產黨。只要意識形態機器掌握在黨國手裡，即使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人口比例只有萬分之一，他也是「多數派」。人們只意識到專制社會的政治僞善，沒有意識到這裡其實依賴的是一種極端汎道德主義僞善。其中最大的僞善就是將道德從個體行爲上脫離出來，變成一個空洞無物的概念。這樣一來，最狂熱的道德主義分子其行爲反而經常是不道德的，但他們卻可以巧妙免除自己的道德内疚，因爲他們信奉的道德原則是空洞無物、混淆不清的。

因此，汎道德主義根本上就是模糊道德觀念的僞善，也助長這種僞善及其變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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