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中国的户籍制度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三个不平等｜精简版

第一个是人权不平等，尤其是居住权。

第二个就是财产权不平等，中国农民的土地不是他真正的财产，不能在市场中自由买卖。

第三个就是公共服务不平等，政府公务员和高官干部享受特权高福利、城市居民享受低福利、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享受的却是“负福利”。

今天中国极权专制下的“低人权”“负福利”政策极大的加剧了城乡差距和贫富悬殊，导致中国大多数人普遍存在低人权状况，所以中国的人权问题绝对不是只有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权那么简单，而是全面的、整体大多数人的人权问题。

尤其在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背景下所谓的“中国模式”：其实就是利用中国几亿流动农民工的“负福利”“低人权”的优势，再加上中国政府可以征地强拆、随意驱赶低端贫民进行“圈地运动”以及可以牺牲巨大环境污染的代价。

通过这种官僚权贵资本主义极权专制下的“中国模式”吸引大量投资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才会出现比资本主义血汗工厂更加剥削中国农民工的红色血汗工厂。

如果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不能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改变和提高中国的“低人权”和“负福利”状况，那么自由民主国家的劳工就会受到影响而不得不降低人权和福利待遇向中国流动农民工看齐(这点从纪录片《美国工厂》中就可以看出)。

对于一个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是可以进行无限问责的，一直要问到他承受不了为止。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

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

“大寒何所惧，大家齐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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