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年中邓小平决定废黜赵紫阳后与在家中召见江泽民、李鹏和姚依林三人时评价华国锋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一代，就是‘两个凡是’，也是继承了毛泽东晚年的治国方略。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
事实恰恰相反，华国锋虽然在位时间只有两年多一点，但就在这两年左右时间里，对外打开 国门是他力主的，建立经济特区的雏型是他拍板的。
据当时在谷牧身边工作的一位政界朋友回忆，当时的国务院系统里热衷“洋务”的谷牧背后的三个重要支持者首推华国锋，其次是叶剑英和李先念。李先念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发牢骚说“他们骂我和华主席是‘洋务派’，是现代李鸿章”。
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回国的谷牧在广东向叶剑英汇报之后，叶剑英嘱咐他回京后不但要向华主席和李先念同志汇报，也要专门向小平同志多介绍一些欧洲国家现代化的情况。谷牧抵达邓府落座之后，邓小平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谷牧是党内洋务派的急先锋”。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胡耀邦也在中央党校等场合用讥讽的口吻说“我们的华主席很热衷搞新洋务运动”。
华国锋被迫辞职，胡耀邦接替其党主席职务之后，最开始给华国锋总结的四大罪状之一就是“鼓吹‘洋跃进’”，只是因为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接过了“对外开放”的口号并贪天之功，据为己有，这才指示党内不要再批华国锋的“洋跃进”，并将此罪名换成了“经济工作急于求成”。
实际上仔细研读一下邓小平在第二次复出工作之后的内部或公开讨论内容就不难看出，他在对外开放、师法西方的问题上的态度非常鲜明而且急迫实际上是在他一九七八年底和一九七九年初分别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之后。
---高新：习近平若还华国锋以公正会令邓小平地下蒙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