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领袖的中国，其主旋律一直是阶级斗争，协奏曲是贫困和饥荒。阶级斗争要命，贫困和饥荒也是对人生的剥夺，也是杀人。1975年，伟大领袖离开我们的前夕，中国再次陷入全面的饥荒。

现在说起饥荒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没有人说过“文革大饥荒”。网上还看到过有文章的标题叫“文革为什么没有饿死人”。我 要说这是不实在的。如果文革没有大饥荒，文革结束时，官方热衷传播的两句“民谚”——“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就没由来。

我记得文革结束的头一年，家乡县城的榆树皮已经被吃光，剩下树杆，兀自独立。上学的路上，我常看到男人们走路一点声响都没有，慢慢地移动，裸露的双脚和小腿呈青亮色——他们即将“水肿病”而死。我采访过一位四川的一位过来人（他现在还健在），1975年，他在四川某县做委副书记，他说，他所在的县，当年“水肿病”死亡四千人。很明显，不独四川如此。

在没有现代政治文明建立之前，百姓的命运只能掌握在伟大的手中。不难设想，如果伟大的领袖和次伟大的领袖一样身体健康地活到九十多岁，则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就不再需要残酷的计划生育了。而没有法治保护的伟人的命运也非常不可预测。比啼饥号寒的百姓更盼望伟大领袖去世的是他身边的重臣们。在他老人家尸骨未寒之时，被他打倒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迅速复辟，他的遗孀和几位最宠幸的近臣，便被抓了起来一直关押到死。

所幸，邓小平同意在保证政权不落旁的前提下，承认人民要吃饱后才能为社会主义做贡献。他老老实实地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于是，三十多年后，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中国的航空业就可以航海了，他老人家的外戚就可以安邦了。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变成了令人追怀的红色浪漫，饥荒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连文字都不存留。人们开始怀念伟大领袖时代。看来，以革命的方式进行家庭财产和社会的财富的重组，即将成为新一代的社会理想。

奇怪的是，有权者和有产者会推动和助长这一样社会思潮，把它树为正能量。把反思历史，认为法治才能救中国的想法，视为他们前进的路障，必欲清除而放心，删帖还是温柔的，比起删人来说。（2017/9/10）

---何三畏：走过伟大领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