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共内部的政治势力，包括海外民运中存在的和海外潜藏的中共高层二代三代的势力能完成整合，沦陷区确实有可能在习近平倒下后迅速凝结出一个新的中央。
但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因为如果这些人能达成互信，他们就会有能力及时拿下习近平。
习近平至今仍活蹦乱跳，已证明了这些人，“不行”。
也证明了在习近平倒下后，中共的内部团结必定会随之崩解，新中央必定“难产”，割据分治已成定局。
如果没有新欧洲方案的强势介入，到那时，在这片有着浓厚伤害链传统的土地上，出现以军阀混战、民生凋蔽为特征的新非洲格局将是大概率事件。
以中国的人口规模，那将是一场巨大的人道灾难，欧美各国的善良民众即使想伸出援手，也会有心无力。而一旦战端开启，兵连祸结，仇恨世代相传，东亚地区极有可能成为新的“火药桶”。
那也会是全人类的灾难，会形成对既有文明成就，对繁荣预期的巨大冲击。
从战略全局角度展开分析，一切都很清晰。
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成了全球文明转型，在全球文明转型进程中，中共这个老牌伤害链帝国的覆灭，卡了百余年瓶颈的中华沦陷区的转型，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东亚地区在“新欧洲”和“新非洲”两种可能性之间花落谁家，则将决定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全球政治格局。
这不是一国之事，更不是一族之事。
以中华沦陷区的人口规模，以其一旦归化产业链阵营能爆发出的强大创造潜能，和一旦不幸堕入丛林将释放出的负面冲击，它的未来，值得全世界有识之士携手同心。
而具备战略眼光的有识之士，显然也能看出“新欧洲方案”内里蕴含的无限商机。
欧洲式道路，和非洲式道路，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可说是天悬地隔。
不论是对新欧洲方案进行政治投资还是在经济领域提前投资布局，一旦新欧洲方案实施成功，投资者都将获得丰厚收益。
我相信，这对华尔街不会没有吸引力。
独派现在手里没有资源。
但多少创业者当初手里都没有资源。
对创业者来说，投资者手中的财力、人脉是资源。
对投资人来说，捂在创业者手中的优质项目又何尝不是资源？
当新欧洲方案历经反复推敲多次修正，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值得欧美各国政界商界投资的优质项目，打造成一个值得墙内从体制内技术官僚到底层生产者的绝大多数改开受益者投下宝贵一票的项目，它还会没有资源吗？
在新欧洲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化解沦陷区亿万民众面临的人道灾难而努力的各族各地独派，那时还会没有资源吗？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未来的中华沦陷区。
双链争持的大势，文明转型的进程，全球民主化的历史趋势，并不会到新欧洲方案成功在中华沦陷区实施为止。
这个世界还有无数“卡瓶颈”的国家与地区，对“点睛服务”的需求，并不会因新欧洲方案成功实施而消失。
中共国曾经没有股市，没有后来让许多高学历人才赚取高薪的金融业职位。
但经济发展促成了社会分工，社会分工催生了那些岗位，而岗位的需求，从学术界、教育界召唤出了那些人才。
这世界曾经不存在“点睛者”这种职业。
但只要有需求，有成功先例，分工、岗位和专职人才难道不会从无到有？
金融服务业有高薪岗位并因此催生了全套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政治服务业，一直以来全凭业余外行们竞争上岗，转职后靠听取由社科专家学者组成的智囊团提供的建议保持服务质量的政治服务业，难道不能催生出同类机制？
2024年，人类已经发展到了AI时代。
难道我们不该想一想，怎样让对我们自身至关重要的政治服务业发展得再快一点，让普通人在面对政治议题时能更轻松更容易的抓住关键，找出更符合自身利益的选项？
在提出“新欧洲方案”的最初，我想的确实只是为促成上海独立，为维护独立后的上海共和国的生存，去创造最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
但在不断思考、不断完善这个方案时，我发现它完全可以容纳更多内容。
新欧洲方案可以也应该是解决中共帝国崩溃后的地缘政治危机的最优解。
同时，它也可以是，并应该是一种能促成“卡瓶颈”国家完成转型的操作模式。
一种能加速全球民主化进程，用聘请全球最顶级的专家向有需求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设计方案、展开培训来减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减少社会大众常常不得不用鲜血和青春支付的代价，也减少跨国商业投资风险，和各家族代际投资风险的操作模式。
一旦这种模式被成功设立，且打造出了上海共和国这样的样板，它甚至可以成为苦于“卡瓶颈”的那些国家现任统治者的理性选择——他们可以在专家指导下分步分片和平移交权力，给自己或儿女一个从伤害链链主位置上平安退出的机会，同时也给国家给人民一个不流血的转型到现代政治体制的机会。
想明白了这些，你还会怀疑欧美政商界对“新欧洲方案”这个优质项目进行投资和参与的意愿吗？
你还会怀疑它在华尔街和华盛顿的前景，和它对社科界广大求职者的吸引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