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昭很有关系的《星火》杂志的编辑和作者，其核心成员是兰州大学的右派，这些成员多因写文章揭露三年大饥荒的实情，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集团”，或被枪毙（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或坐牢服长刑，九死一生，，

《星火》杂志只出了一期，第二期尚未出版就被扼杀在摇篮中，参与者许多人抓，即令暂时躲 避掉了的张春元，稍后亦被抓，最后惨遭枪杀。

张春元的《粮食问题》也切近问题的实质，他先是不点名的批评了《人民日报》的虚假浮夸。“那家自称是‘人民’的报纸也不知依据什么，说：大跃进的58年粮食产量翻一翻（番），比1957年增产一倍！总产量7500亿斤，每人平均1200斤；瞧！‘奇迹就出在这儿，一个人每月有100斤口粮还喊不够，还叫喊紧张，无怪乎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说：总在人们的食道上‘抓的很紧很紧’了。”增长如此之多的粮食，却饿殍遍野，只要小学算术就可以算度出其撒谎之无耻。紧张着张春元便剥皮式的将四九年后的统治实质揭穿：“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只手却狠狠的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了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

至于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就说得更为直白：“人民公社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更不是‘广大人民的殷切愿望’，而是独裁分子主观臆造的产物，是独裁分子为了保持其独裁地位而倒行逆施的结果”。具体到公共食堂和户口，他说到：“如公共食堂就是用饥饿来进行强迫性劳役的一种工具；户口手续是一种变相的农奴卖身契；加工加点的实质是一种苦刑；粮食限量就是一种逼性的慢性自杀。”五八年推行的户口制度，实际上在大饥荒过程中起着推波助浪的作用，凡是外出逃荒者被抓回来，不是打死就是饿死，侥幸活下来者极为稀有。将大饥荒与户口制度联系在一起来进行思考的人，至今仍属稀有，张春元至少从整体上看出了这里面的内在关系。

---冉云飞：反右与大饥荒的关系：以《星火》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