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 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王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
选自：《命运：金凤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