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是民国时代上海交大的毕业生，聪明的很。胡锦涛是50年代考入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同样非常聪明。他们对底下这套官僚系统怎么运行清楚得很，绝大部分的党员干部，是没有理想信念的。共产主义是嘴上说说，为人民服务纯粹是口号，要推动这帮家伙努力工作，腐败是最好的润滑剂。

因为在中国，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跟他们手中掌握的巨大权力相比更是低得可怜。一个市长，审批个项目十几亿，一年的工资十几万，这种权责不对应的矛盾，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

适当允许腐败，让市长在做项目、谋发展的过程中，顺便吃些回扣，拿些好处，是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只要别太过分，只要不是那种只懂贪污不懂干事的，江胡时代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怎么管的。

官场由此形成了一种默契：为官一任，只要把这个地方的经济搞上去，就是最大的政绩。搞点腐败，拿些回扣，吃吃喝喝，都没关系。

习近平的运动式反腐，打破了这种默契。对腐败“零容忍”，在老百姓看来是一句口号，但对于官僚系统来说，就是互相斗争的利器。中共官场本来就充满着斗争，以腐败为借口，你举报我，我举报你，市长举报书记，书记举报市长，互相找对方的把柄。只要抓到一点把柄，秉承零容忍的原则，甭管这个干部能力如何，有没有做出政绩，纪委直接拿下。

习近平治下的纪检系统，已经膨胀成一个庞大的黑帮。他们也要年终考核，拿下一个贪官，审问这个贪官的过程，对他们来讲蕴藏着巨大的利益。

从上到下，从中央到一个县城，纪检系统的人马为了出成绩，对贪腐线索穷追猛打，导致许多有能力的官员落马。

有些官员，就因为吃了一顿宴请，被举报，免职了。

有些官员，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收受礼品，被举报，双规了。

知道并且举报这些事情的，百分之百是官员周围的人，都是同僚之间。大家互相盯着，明面上是打击腐败，零容忍，实际上是斗争激烈，你害我我害你。

习近平治国十二年，官僚系统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互害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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