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都批评美国政府过去对中共采取绥靖政策。这种批评自然是有道理的，不过回到当年的时空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要算是最讲原则的了。我早先就说过，我们批评美国是“鞭打快牛”。

以最惠国问题为例。1993年，新上任的克林顿总统兑现他在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正式宣布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附加人权条件。他颁布了一项行政命令：如果中国没有在人权方面有全面、重大的进展，中国将失去1994到1995年度的贸易最惠国资格。然而，克林顿很快就意识到，他所希望的那种进展是不可能实现的。

冷战结束后，各国外交都把促进本国经济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尤其是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中共进一步对外开放，外商外资蜂拥而入。为了争夺中国这个大市场和海量的廉价劳动力，各国政府纷纷改善和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先说日本。根据最近解密的89年天安门事件前后的日本外交档案，当时的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必须大声反对中国政府践踏人权，但是没有阻止践踏人权的灵丹妙药。如果一味地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情况可能更坏，中共保守派很可能会利用“抵制外强”来压制改革开放，应该优先考虑如何避免这种更坏的局面出现。早在1990年，日本就撤销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解冻了对华贷款，并着手规划扩大对华投资。在90年代初，日本的对华贸易与投资大幅增长，在93年成为中国头号贸易伙伴。94年3月细川首相访华，被问到中国的人权问题时，细川首相说西方的人权不应盲目照搬。

欧洲第一经济大国德国也不落人后。德国在93年制定了进入亚洲市场的亚洲政策。11月，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抢在克林顿与江泽民的西雅图会谈之前，带领40名德国商界大佬访华，签下了价值40亿美元的合同、协议与意向书。面对外界“为何不同心协力施压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质问，科尔理直气壮地解释说：“国际市场就一个相互竞争的地方，不是我们拿到合同，就是我们的朋友拿到合同。机会摆在眼前，我们当然要捷足先登。”

法国也在94年初和中国恢复了正常关系。韩国、东盟、澳大利亚，纷纷推进和中国的贸易关系。台湾香港更是近水楼台，一马当先。与此同时，美国的大企业也纷纷前往北京。近800家从事对华业务的美国公司致函克林顿，要求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信中警告说：如果实行经济制裁，就会失去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在日本和欧洲的公司取代我们的位置时，美国在中国和环太平洋地区的欣欣向荣的市场的竞争地位将永久受到的损害。当时的财政部长本特森也说，如果美国因人权问题而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得益的将是欧洲与日本的竞争者。

就这样，美国政府提出的把最惠国待遇和人权挂钩的主张，刚实行就放弃了。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并将最惠国待遇问题与人权脱钩。克林顿在回答记者问时说：把人权和最惠国待遇挂钩，“这是我们在没有国际社会合作的情况下单独采取的一个步骤，其他国家都不同意我们的做法”。因为美国是孤军作战，孤掌难鸣。

为了继续保持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克林顿转而采取了新的人权战略，包括增加对中国的国际广播、将中国人权问题纳入国际多边议程以及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

最惠国问题与人权脱了钩，此后，中国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权问题也就很难构成障碍。应该说，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美国也曾经做过努力，试图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加入某些和人权相关的条款以及关于环境的条款。美国提议，把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如禁止童工和强制劳动、禁止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以及保障工会自由，等等——列入世贸协定。那些在违反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最低标准的条件下生产其出口产品的国家，就可以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起诉，必要时还可以处以惩罚性关税。

可是，美国的提议遭到普遍的反对。那些低人权、低环保，因而有可能被指控被惩罚的国家自然不喜欢美国的提议，但是它们的反对还算比较容易克服。麻烦的是，美国的提议首先来自欧盟国家的反对，除了法国以外，欧盟各国全都对美国的提议表示反对。德国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特和世贸总干事鲁杰罗都说，如果在世界贸易中实施这些规则，“新贸易保护主义就有可能从后门溜进来”。发达国家就可以在这些社会问题和人权问题的借口下设法摆脱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的竞争，从而妨碍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美国的提议被拒绝。在这里，美国再一次由于孤军作战而孤掌难鸣。

回顾过去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发现，问题的关键还不是美国政府的绥靖，而是盟国不配合不给力。
2020年10月10日

点击图片查看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