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的同归于尽，改开系技术官僚与红N代纨袴集团的两败俱伤，似乎已是中共政权不可避免的结局。
因为二者都已丧失了足以支撑自己存续的经济基础。
维系“改开中国”需要的外贸、地产和伪中产生活方式已无以为继，但想让亿万底层回到能支撑“红色中国”的农奴式传统生产生活模式中去， 同样不可能。
“红色中国”曾经的稳定是靠什么维持的？
是靠绝大多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不离乡不离县，只求安稳不寻机遇，近乎凝滞不变的生存状态维持的。
是靠极低的人口流动性对维稳成本的压制维持的。
但今天的底层人口已经无法回到“不离乡”的凝滞状态中去。不论这些底层人口是否已在政治上觉醒，“出外打工”已经成了他们缺钱时的第一选择，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天经地义。
而人口，只要流动起来，就对维稳方构成压力，就会消耗行动路线中每个地区的维稳资源。
我们知道每年的春运都会让铁路部门的枢纽和沿线工作人员严阵以待，都需要动用大量警力维持秩序。
但春运还只是人口的有序流动和有限流动，是无数兜里有钱、眼里有光、心怀希望的打工人从家乡去工作地点，或从工作地点回家乡的一年一度行程。
如果有序、有限的流动，变成了无序、无限的流动呢？
如果兜里有钱、眼里有光、心怀希望的亿万农民工变成了迫于生计不断奔走于各城市之间的盲流呢？
不谈他们是不是会觉醒，会发起示威、抗议，会冲击政府部门或哄抢商铺，只要你想象一下这种总量等同春运，却因找不到工作只能继续奔波、漂来荡去的浩浩人流会对交通运输部门造成多大的压力，会对各地的“城中村”造成多大的治安管理压力，你就会意识到，在一线承受压力的部门会很快被逼到墙角。
“红色中国”之所以不可能在习近平手中成功重启，原因就在于此。
你没法说服亿万农民不出门找工作。
疫情期间那种来自亿万底层农民工的配合是不可能复现的。那时农民工还有点积蓄，那时人们还会担心出门就要病死，对病死的恐惧能压倒对饿死的恐惧。
但即使在那时，已获得无数义工协助的基层工作人员也频繁因过劳猝死。
那就是中共维稳体系的极限。
这个体系无法承受更多，无法承受在“清零”末期我们见证过的，来自出外打工各地民众的不配合，更无法承受在没有疫情阻吓、没有积蓄安心时，亿万农民工出外找工作时形成的人口流动压力。
当这些习惯于在流动中谋生的人口，因从有序有限流动转为无序无限流动，形成一股中共政权在改开前从未面对过的，对维稳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挑战，中共的防线会被瞬间击穿。
他们是农民工，他们不是城市白领。他们不会在兜里没钱时肚里没食时还死都不敢出门，死都要守规矩。
他们是农民工，他们不是农民，不是在六零年代饿死也不知道去哪里才有活路的中共国农奴，不是习惯了拿不到村委介绍信就连县里也去不了的中共国农奴。
在这样的人口基础上，习近平根本不可能重建“红色中国”。
他们是“改开中国”的人口基础，当中共在改开时代允许这些人逐渐脱离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允许他们从农田走向工地，走向血汗工厂的流水线，他们就回不去了。
四十年改开已经重塑了中共国的人口结构，而且在这四十年间已经被生活塑造定型的亿万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并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现状，不管习近平施加多大的压力，不管他们多么愿意配合政府的要求，他们都没有能力“格式化”自己，从适应了改开时代生活方式的打工人重新变成能维持“红色中国”的传统农民，从已经会看抖音发抖音的土味网红视频观众变成不知电视机为何物，更不存在“网瘾”的纯朴乡民。
他们是“改开中国”的产物。
可惜的是仅有他们而没有足够的欧美订单，也没法维持起“改开中国”，没法维持住他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存在足以让“红色中国”无法重启，却也无法让“改开中国”继续前进。
在没有外资外贸支撑的情况下维系“改开中国”，是那些不舍得放弃特权的改开派技术官僚竭智尽力也无法达成的目标。
但“红色中国”的掣肘，又使得留住外资外贸成为不可能。
另一方面，在中共官场里浸淫成长起来的改开派技术官僚们也不具备面对内部“红色中国”派和外部来自美国的压力，勇担风险，为国为民开辟新路的决意。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改开中国”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末日。
对这场中美贸易战的应对就是他们的谢幕演出。
可能很微妙，可能很精彩，可能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眼里，会是基于个人利益立场在应对技巧上人类能达到的最高程度，但于大局丝毫无补。
他们保不住“改开中国”，也建设不起“民主中国”。
空有资源，没有战略眼光和战斗意志，他们将无法主导中华沦陷区的命运。
这命运将由现实存在的人口基础和届时仍存留的经济基础主导。
这就是在“改开中国”和“红色中国”同归于尽之后，由幸存者们开启的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