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个谜团，围绕赵紫阳 5 月 16 日与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而 展开。我们知道，赵在这次谈话中披露，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有决定，在最重大的问题上要经过邓小平同意。在本书中，李鹏承认“赵讲的话本身符合实情”，但他质疑赵的用意。邓小平也说，赵“这是把一切责任推给我”(本书“5 月 19 日”一节)。而按照赵紫阳的说法，这是因为他那段时间认识到了民众对邓“特殊地位”的非议，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解释。在后来的回忆中，赵紫阳说:“我认为这样公开说明对邓是有好处的，至少说明在组织上不是非法的，是合法的。” 更何况，当时在与苏共领导人的外交会晤当中，苏方也提出了相关问题。 近年来，有一些对于“六四”的反思，也把问题的焦点对准此事，认为赵的这一谈话坏了大事，否则可能不会出现流血镇 压。
根据李鹏此书的记述，我们看到，学生刚刚开始悼念胡耀邦，就已经被认定是矛头对准邓小平，这离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还有足足 一个月的时间。至于调动军队对付学生，我们也在此书中读到，也早在 4 月 21 日就开始了，当时“紧急”从驻扎保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三十八军的两个机械化师，调 1500 名兵力“日夜兼程，赶赴北京”。5 月 17 日邓小平提议戒严，那已经是再一轮调动野战军对付天安门群众运动了。如果赵紫阳 5 月 16 日谈话是邓小平决定调兵的原因，那 5 月 17 日之前邓小平、杨尚昆 4 月 21 日开始即紧急调 兵进京，又是因为什么呢?
在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谈话这件事情上，李鹏此书所持逻辑是: 这件事是实情，但是不能说，更不能公开说;不说反而不是阴谋，而 说了就是“阴谋”，就是“分裂党”。这样的逻辑真是很难理解，但现在这也变得比较容易明白了:对邓小平来说，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更不用总书记赵紫阳来宣布他老邓具有使用最终决定权的合法性。他当初要赵紫阳在中央全会上那么讲，要中央委员 会有一个并未作成决定的决定，是因为他邓小平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必须获得这样一层合法授权;但他从心底里蔑视这种授权，他根本不认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是中央委员会赋予的——真相也确实如此，并非中央委员会给予了邓小平最终决策权力，而是邓小平通过胁迫中央委员会而不正当地获取了这种权力。因此，不管是什么场合，邓 小平不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就像小偷不愿意别人提及他偷到了东 西一样，哪怕你是敬佩他的偷技、赞美他的赃物，也不管你是否提及偷盗。
吴国光《走向共产党之后的中国》（政治权利、宪章制度与历史悲剧：《李鹏六四日记》导言）（20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