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黑杀人夜
我在九零年六月四日六·四周年时在监狱里写了“六·四周年祭”一诗：“六月月牙光，疑是腊月霜。铁车呼啸过，哭声震天响。小荷断尖角，蜻蜓飞戎羌。瀛台柳稍浮，不许论短长”。

月牙光，说的是月亮未圆之时。我们老家有句土话，叫做“初二三月牙弯。”六月三日是公历。我的诗是借了这“三”字，把 公历当作阴历，便于成诗。月牙光，即指六月三日之夜。其实，当夜并无月光，记得是个阴天。

晚上六点钟，我吃过饭，就推着我的永久十七自行车，往广场骑去。走到我们胡同口，就见一队军人从北往南向北京站方向走去。我当时住在人民日报的平房宿舍，在东城区遂安伯胡同。我们的胡同东口是朝阳门南小街。南小街通往北京站。向北京站走去，到长安街，叫做北京站口。这一队军人从北面什么地方来，不得而知；但往南看来是到北京站口再往西转往天安门广场。胡同里的人们纷纷出来劝阻军人不要前往广场，不要与学生发生冲突。我急着赶向广场，就骑上车子从北京站口转往东单向王府井、天安门骑去。

过了东单，只见数百名军人，被数千民众拦住，正在对峙。一名军人解下腰带往阻挡去路的人们头上挥去。“啊！”一声尖叫！“血”！“流血了！”人们嚷起来。于是，阻挡军人的民众一拥而上，纷纷拉夺军人拿在手里或仍旧捆在腰间的带铁头的腰带。军人不愿被抢走腰带，一团团地扭打起来。我推着车子到处劝阻：“不要打！有话好好说”。可是谁也听不进我的话。我走到一团扭打的人面前，见到三个市民与两名军人对峙。我就上去劝阻，叫他们脱离接触。可是，这五个人箭拔驽张，一个个瞪着红红的双眼盯视着对方，恨不能把对手一口吞了下去。我说：“不要打了，都是老百姓，只是穿没穿军装罢了”。听了我的话，穿军装的和没穿军装的都对我吼起来：“你是干什么的？”那意思是都想和我交手。我一看这些人都疯了，打红了眼，什么话都听不进，赶紧往广场骑去。

就在我骑车到南河沿时，从卫戍区、市政府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刚听到声音不久，就见到三辆装甲车从市政府方向驶上了长安街，两辆往东，一辆往西。

长安街上站满了人。装甲车的速度太快，估计时速在八十公里以上。刚听到声音，装甲车就划开纷纷躲避的人潮，呼啸而过。那情形，使我想起电影《海鹰》中的鱼雷快艇劈浪而行。装甲车不敢稍微慢一点，因为害怕人潮会涌上去淹死他们。遇到市民搭制的路障，好冲的加大马力冲过去；遇到一下冲不过去就会放慢速度或不得不停下来的路障，装甲车就朝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冲去。便道上摆满了自行车，但自行车挡不住装甲车的钢轮铁身。装甲车经过之处，自行车断梁裂轮，惨不忍睹。

九点多钟听到装甲车的声音，一转眼，三辆装甲车就分头向东西飞驰而去。我就跟在西去的装甲车后面，从南河沿往广场骑去。到了广场，发现人潮汹涌，比平日拥挤得多。广播喇叭里吵吵嚷嚷，听不清说些什么。既有学生的，也有工自联的，还有市政府的，再加上人潮中的呼喊、叫骂声，整个广场都在沸腾之中。

在广场转了一圈，我又骑车往东单方向。到了东单，往南一看，在东单与崇文门之间有二百多名军人被市民阻挡去路，停在了马路中间，前后左右都围满了市民。

我走近一看，见到有两位三十八九岁的中校，正在让他们的部下不要急躁，原地待命。市民中有人出来与两位中校对话，告诉他们北京发生的真实情况。因为人太多，我挤不到中校的旁边。在我旁边有一位中尉，我就跟他聊起来。

我告诉中尉：“学生和市民希望国家富强没有什么不对。现在的政府贪污腐败实在太过份。我拿出人民日报记者证，并向他说明我也当过兵，而且当过陆军和海军，干过两个军种。我说军人是保护民众的，民众的和平示威是符合宪法的，军人不应干涉民众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游行示威。军队应成为国防军，是防备外来侵略者的，不是对付和平示威的民众的。”中尉见我说得诚恳，又见我是人民日报记者，而且当过兵，感到特别亲切。他告诉我：“我们接到命令，团长政委（两位中校）带了二个连就参加师里的编队往北京开来了。说是北京发生了武装暴动，要我们来参予平定暴动。可是到北京后又不让我们带枪，带枪时不让我们带子弹。我们搞不清楚究竟怎么一回事。”他说自己只是个副连长，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初中，但来到北京后发现市民并没有暴动，团长政委也弄得莫明其妙，又不敢向上面询问。我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团长、政委，叫他们千万记住，不可对学生和市民动武，如果上面下达命令，也要尽量不伤人。”中尉流着泪水对我说：“老吴（他见到记者证上我的名字），你放心，你和我们一样都是军人，你不愿做的事，我们一样不愿做。”我见这些军人被围在马路中间不是个办法，就叫中尉去告诉他们的团长、政委与东单公园联系，看能不能到公园里去坐一会，喝点水，吃点干粮。因为中尉告诉我，早上三点钟起来，到现在还没吃过饭。

大概十点钟，我又转向天安门广场。刚到广场，就听见复兴门方向传来枪声。广场上群情激愤。有的高叫要武装自己，可怎么个武装法呢？顶多拣几块破砖头，弄两根棍棒，这种武装对付坦克、机枪、装甲车，真正叫做以卵击石了。还有的人说要学习甘地，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让他们杀吧！誓死如归，感人至深。

十一点半，有人从建国门方向过来，说那里有人被装甲车撞死了。我一听死了人，顿时毛骨悚然，急忙骑车向东奔去。

到了建国门大桥，挤进人丛中，只见一具矮小的尸体躺在桥上，脑袋开了花，血淋淋的一团是从脑袋裂开来的，还和脑袋连在一起。死者身材短小，在北京人中间是最矮的了。大概只有一百五十公分，年龄在四十岁上下。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被扎得七歪八扭地倒在他的旁边。这是他的坐骑，与他一起罹难。也许是个子太矮骑着二十八寸的大车，走避不及才不幸遇难。唉！谁知道呢？

从建国门大桥下来，我的心情格外沉重！这是个阴天，没有月亮，难道真的是古代章回小说中所说的“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吗？

我推着自行车，缓慢地向天安门广场走去。走到东单时，大约已经是凌晨一时半。我的腿在走路，我的手在推自行车，可我的脑子却似乎已经不属于我自己了！我昏昏沉沉地走在长安街上，突然一声“干嘛去，想找死吗？”把我从昏沉中惊醒过来。我睁开半闭的双眼，见到二位三十多岁工人模样的男子伸手拦住我的去路。我的舌头敲击着发麻的牙齿：“到广场去看看学生们怎么样了。”“不行，你没听见枪声吗？”此时，我才恍然大悟，仿佛刚刚听到耳边、头顶呼呼飞过的流弹。怎么一路过来，竟没有听见“嗖嗖”的子弹划破夜空的声音呢？我在哪里呀！这两位工人见我傻里傻气的样子，“难怪你迷迷糊糊的，原来还戴个眼镜，是个知识分子嘛！死到临头，还在做什么梦？”我登时一激凌，严肃地说：“我要去广场，要去看看那里怎么样了。”“不行，我们不能看着你去送死！你看看……”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看去，长安街上，三轮车、手推车络绎不绝，上面堆满了三三两两血肉模糊的身体，地上一路是血。他们是中了子弹，被人送往医院抢救去了。协和医院就在车单往北的米市大街，离我家所在的遂安伯胡同很近。

他们不让我过去，我就跟他们在一起，拦住象我一样企图前往广场送死的人们。

到凌晨四点钟，我想起妻子和女儿，她们是不是也来到了街上？她们现在怎样了？想起建国门大桥上血肉模糊的矮小尸体，我就不寒而栗，赶紧辞别两位工人朋友，可惜连姓名都互相顾不上询问。

回到我们院子门口，见全院几十口子男女老少全都坐在院子门口，见我回来，关大嫂就说：“你还回来呀！”此时，才见到我妻子杨素梅抬起挂满泪珠的双眼瞪着我，“我们都以为你已不在人世了”。院子里的大人小孩围上来。

就这样，我们坐在院子里，听着噼噼啪啪的枪声，熬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漫长的黑夜！

八九年六·四期间担任总参谋长的迟浩田来美国访问，回答提问时，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我听后义愤填膺。迟浩田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我因此感到羞愧！迟浩田是军人，我也曾当过兵，而且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为军人的荣誉被一扫而光感到悲哀！

我不能缄默！我要向全世界作证：迟浩田是骗子，是一个说谎者。

他自以为聪明，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即使真的象他所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那在广场旁边的东西南北死了成百上千的人，就是可以不被指责的吗？

有一个杀人劫财的强盗，把被害者全家诱骗到门外，一个一个地杀得倒在门口。然后，强盗就告诉自己：“我没有在他们家里杀死一个人。”没事！于是，平心静气地翻拣死者全家的值钱的东西，满载而归。

迟浩田的谎言与这个强盗使用的是同一个逻辑。何况在广场的东南角、观礼台东台的前面，我的同事、邻居亲眼见到被枪弹打死的人倒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这个位置，无论怎样狡辩，都不能不属于天安门广场的范围。

关于迟浩田撒谎后我在美国国会的证词，已经在各大媒体广泛报道，这里就不罗嗦了。

八年了！因为我在秦城单人牢房曾有一百多天每天只睡半个小时，脑细胞大量坏死，记忆库失去了许多细节！但那些刻骨铭心的场景，真正忘记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除非是我哪一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记忆才能随死神永远地消失在茫茫无际的宇宙之中。

六·四冤魂何日能安眠于地下？我为你们哭泣！我为你们流泪！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七日夜于纽约Elmhurst。

---刻骨铭心 终身难忘
吴学灿

图1. 军事博物馆展出的 59 式主战坦克是解放军于 1989 年 6 月 3 日部署的。
图2.1989 年解放军在北京部署的 63 式装甲运兵车
图3.镇压期间士兵使用的 56 式突击步枪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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