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钲“黄雀行动”营救六四民运人士
“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陈达钲说。“但是当时参加救济行动的人还记得我，我们救过的人也有一些每年向我表示感谢。”
如今，70岁的陈达钲靠收取几处房产的租金和帮助朋友打理生意度日。但是在1989年，当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抗议运动遭到军队镇压时，他帮助建立了一条 通往自由的秘密生命线。

根据关于该次行动的历史资料和他自己的讲述，陈达钲带领的一群香港走私贩，驾船在午夜时深入中国南部的孤立水道，以暗号传递的消息，还交出巨额的贿赂，将130多名受到官方通缉的学生、学者和官员偷运出了中国。陈达钲说，他和他的手下像中国古典小说里不服管束的孙悟空一样，用计谋打败了“天军”。

“一只猴子不算什么，但是一群猴子就了不得了，”陈达钲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帮助了那些最大的‘黑手’从大陆逃了出来。”北京政府将1989年时，受到官方最严厉谴责的异见人士称作“幕后黑手”。

陈达钲否认自己是香港“三合会”旗下帮会的成员，但是他说他熟悉帮会的行事风格，而且这些帮会也曾在天安门抗议遭到镇压后，帮助因政治逃亡的人士。

1989年时，香港还是英国殖民地。与许多香港居民一样，陈达钲也对共产党领导人派兵到抗议学生占领的天安门广场清场，射杀平民实施戒严的做法感到震惊。陈达钲说，由于愤怒，他病倒了，他还给自己最小的儿子剃了光头表达愤慨。他解释道，“我在做生意，所以不能给自己剃光头。”

他说，他对学生的同情来自对腐败的愤怒，以及他之前在中国内地生活的愤懑。1944年，陈达钲出生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他说，由于父母遭到政治迫害，他的童年受到了很大影响。他的父母因为商人背景而被划为“阶级敌人”。在13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六——“六哥”的称呼正是来源与此。他说他们家基本要靠最年长的哥哥养活。
十几岁时，陈达钲在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电气工程，后来在一家印制毛泽东作品的印刷厂工作。由于中国官员拒绝撤销对他的政治指控，他于1972年逃离内地，游到了香港。

随着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外开放，他做起了走私生意。他乘船溜到内地赚钱，将便携计算器、廉价珠宝、酒，甚至汽车从货船转移到快艇上，快艇能够逃脱香港警方和内地巡逻队的追捕。他给予内地边防人员大量贿赂，这有助于他做生意。他说，“我非常成功，因为我很小心。”

在1989年6月4日抗议运动遭到镇压后，陈达钲的手腕和关系对抗议者极有价值。

1989年 6月中旬，香港的一群活动人士邀请陈达钲来到一家酒店，寻求他的帮助。参与营救行动的杂志编辑刘达文(Lau Tan Man)透露，他们当时已经与一名三合会老大进行过接触，但后者要价过高。由于陈达钲对共产党心怀怨恨，他似乎是一个更稳妥的选择。

陈达钲表示，他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他说，“如果你想得太多了的话，你就不会做。”

陈达钲与合作伙伴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中包括首选的逃生路线、暗号、联络点、伪装、假身份证，以及贿赂内地官员和守卫的钱。在众多运动同情者的帮助下，逃亡者辗转抵达广东，沿途藏匿在同情者的家中，或工厂和仓库里。陈达钲及同伴则派快艇前去接应。

逃亡者和走私贩靠暗号，以及比对撕去一半的照片来分辨彼此。但陈达钲表示，行贿也是必需的，这样才能确保边境巡逻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船能够悄悄驶入驶出。

但这项工作仍然非常危险。陈达钲的两名手下和一名逃亡的学生在一起海难中丧生。陈达钲表示，他自己跑过两趟。他的团队大约有10人，他们跑了几十趟，他则负责开展组织与计划工作。

走私贩做出的最为大胆的举措是，通过货船偷偷将陈一谘带离海南岛。陈一谘曾是被罢黜的共产党领导人赵紫阳的助手。陈达钲称，当时一名水手带着装有子弹的手枪，坐在陈一谘躲藏的舱口保护他。

此次营救行动后来被称为“黄雀行动”，源自中国古时的谚语。1989年晚些时候，中国警察利用两名被通缉知识分子的虚假信息，诱捕了陈达钲的两名手下，营救行动有所放缓。陈达钲于1990年前往北京，并达成一项协议，当局释放上述两人。作为交换，陈达钲承诺不再帮助逃亡者。

刘达文表示，其他走私贩和组织者继续开展营救工作，但由于安全措施的加强，行动慢了许多。

自此之后，一些组织者指责陈达钲投靠中国当局，或夸大了他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陈达钲对此不以为然。

“我必须保证我的两个兄弟能获得自由，”他说。“如果你对自己的人不忠实，那做什么还有什么意义呢？”

---储百亮
《纽约时报》记者

图：陈达钲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说，“我们就像一群猴子，做到了谁做梦也没想过能做到的事情。”
Lam Yik Fe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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