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大屠杀36周年 也请不要忘记平民抗暴者。他们有的已被判死刑，有的是经历漫长的牢狱后，因为当局的继续迫害，以及漫长的狱中生涯使其与社会脱节，他们中很多人生活艰困。我很感恩澳大利亚孙立勇大哥一直记得他们并帮助他们。

朱更生：六四大屠杀时，因为声援大学生，阻止坦克进城，被当局以“反革命緃火罪”判处死刑，终生剥夺政治权利，其后改判死缓。后服刑22年，在狱中遭受无数酷刑，于2011年出狱。出狱后他与高龄母亲相依为命。

我曾打电话给他：他说即使被入狱，也没有认罪，即使认罪悔过可以减刑，他也没写悔罪书，因为他自认没有犯罪，监狱应该关押的是抢劫犯、杀人犯，而他当时只不过为了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表达老百姓的心声。

最让我落泪的是，他说自己的心中从未对当年的行为感到后悔，也不曾对今日人们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忽略感到不平："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使中国的制度发生改变，得需要许许多多的人，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五代人去做出牺牲。历史早晚会说明一切的，他们镇压也好，遮遮掩掩也好，但有良知的中国人不会忘记这段历史，随着时间往后推移，这件事早晚会公之于众的。这属于中国的一段重要的历史。”

2014年母亲去世时，听闻他无钱葬母去借下高利贷，我委托友人从德国带了一点钱给他。不是大数目，谨代表我对他们的注目和尊敬。

我为他们在自由亚洲写过文章，其中包括这样的内容：

一群平民与屠杀军队、坦克、鲜血狭路相逢，他们无路可逃、他们血气方刚，有人点燃军车、有人把填满油漆的鸡蛋砸向天安门城楼上的独裁者头像……。

长安街头鲜血干涸、火焰熄灭后，他们被称为“六四暴徒”“纵火犯”“泄密者”投进监狱，与强奸犯、小偷们关在一起，政治犯的生存的临界点是难以想像的酷刑、被扒光、被逼生吃蛔虫的凌辱，他们成为抽去思想仅具有劳动力价值的工具，生产橡胶手套、羊毛衫的狱中流水线，细小的羊毛飞舞、滑石粉弥漫、湮没了他们的青春时代……。

我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相信，天安门运动的大多数人并不是包遵信《未完成的涅磐》一书中能够赋予八九民运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的知识份子群体。大多数人和《子弹鸦片》中的张茂盛、董盛坤一样，看到8岁的小孩子被枪杀，看到军车朝人群开枪时，就会血气上涌，大喊“王八羔子怎么能杀人呢”，他们随手点着了军车，动作一气呵成，在我的价值取向中，这完胜“公车上书”。

我们看了太多天安门学运中“精英”的故事，精英带着醒目的标签和光环，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世界的舞台有一定的“话语权”。武文建曾在访谈中问“没有话语权就没有历史吗？”

平民抗暴者因话语权的缺失，他们失去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功利的人们的尊重，他们的刑期远超当年的学运领袖，他们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待走出监狱后，世界早将他们甩在身后，他们重新去认识和承受枪响后的时代里遍布的人性荒芜。抗暴者刘仪16年牢狱生涯结束后成了小摊贩；抗暴者朱更生出狱后母亲过世竟无钱安葬……我大放悲声，却觉得自己根本不配也绝不能使用“同情”这样的字眼。

笔者和画家武文建在电话中交流，他数落了出狱后的世态炎凉，却听不出幽怨，还有着自嘲和嘲讽他人的底气。

武文建：六四事件不光是大学生、也不光是学者精英，其实更受苦的就是这些民间百姓，他们付出的更多而没人知道。从八九以后知识精英群体，一直对底层民间的暴徒这一块儿好像集体沉默似的。

有一次，我给张茂盛打电话，告诉他我不是六四亲历者，只想告诉他，我们还记得他。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到抽泣声。然后他感谢了我的记得。我非常惭愧，该说感谢的不应该是我们吗？

2016年六四最后判缓刑的死囚苗德顺出狱，在此前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已从德国之声到自由亚洲，我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他出狱的时间点之后，亦无消息，我打北京监狱管理局、延庆监狱……皆无音讯，有人说他已精神失序。我恨自己的无能，无法找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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