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时期的北大就认识毛泽东的傅斯年，对毛泽东如何控制底层农民的心灵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傅斯年曾经亲历一九二七年共产党在广州的暴动，差点成为被杀戮的对象。一九三零年下半年，傅斯年对他的中共朋友说：“你们共产党人要杀我很容易，要我瞧得起你，则万万做不到。”他还断言“阶级斗争”只是中共 用来掩盖它对权力无止境的贪欲的托词，这种对权力对贪欲利用了以下八种仇恨：中国人仇恨外国人；无钱的恨有钱的；老百姓恨官吏委员；一种职业中的不行者恨同职业的行者；薪水少的恨薪水多的；乡下人恨城裡人；儿子恨父亲；青年人恨老年人。傅斯年相信，中共善于利用人们潜意识中的情感，人们易于接受任何将他们的仇恨报复愿望正当化的理论，“阶级斗争”正好提供了这样的出路。

辛亥革命之后大致还算安定的中国农村，一步步地被毛泽东的仇恨哲学改变。从湖南农民运动中的杀戮到四零年代的土改，再到五零年代末期的大饥荒，其线索有迹可循。当时，当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向毛报告有人被打死时，毛轻描淡写地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此前，湖南的农运领导人约束暴力，扣押了那些打死人的地痞。毛命令他们放人，批评他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綉花。每个农村必须造成一个短暂时期的恐怖现象。”于是，地痞们得到授权，更加疯狂地对他们嫉妒的地主阶层施加暴力。由于获得现代武器很不容易，毛发现梭镖是一种很厉害的凶器，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馀万农民之中”。 究竟有多少人在这场所谓的农民运动中遭到杀害，迄今为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这种滥杀无辜的赤色恐怖模式，从此成为毛泽东一生乐此不疲的权力游戏。这是一种用新的意识形态包装的义和团运动。毛性格中最邪恶黑暗的一面也在此袒露出来，那就是对人的私有财产、人的生命和尊严的极度蔑视。

---余杰：毛泽东：从笔杆子到枪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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