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曾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毛对秦制的兴趣远超对马列主义的兴趣。用宋永毅的话来说，毛“只是把皇权体制的酒瓶装入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新酒而已，在文革中浮现的种种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中，研究者是不难挖掘出其古老的皇权专制文化基因的”。

宋永毅分析毛对刘少奇和林彪两个接班 人的“始乱终弃”，就是从皇帝-太子的关系着手。在古代中国，皇位通常是世袭的，血缘宗亲关系是基本的权力交接的政治基础。但是，世袭制并不稳定，长子继承制与秘密建储制各有优缺点，却都无法避免皇子之间的冲突，更无法避免父皇与太子之间的矛盾，一旦激化就是你死我活。

中共建政之后，原本唯苏联马首是瞻，事事学习老大哥。但斯大林并未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在斯大林死后通过一番残酷的权力斗争夺取最高权力的赫鲁晓夫，突然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让毛泽东感到心惊胆寒。这是毛罢黜刘少奇的起因。美国学者罗德明认为，刘少奇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是正统的列宁主义信徒，并不像文化大革命谴责的那样背离马列主义。刘少奇只是在经济上采取稍稍灵活务实的政策。宋永毅进而指出，做为“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刘少奇兼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双重身份。在他本人垮台之前，毛的所有政治运动，刘都是支持者。刘少奇尚未发觉文革针对的目标是他本人时，他也对文革坚决支持——刘的文革和毛的文革，打击的对象不同，整人的方式却相似。所以，从来不存在一条和毛泽东对着干的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是文革的某种形式的预演，至少为毛的文革在方法上、形式上和思想上都提供了难得的经验。以此而论，刘少奇的悲剧“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

毛与林彪的关系，在宋永毅看来，更是某种“变异的皇太子政治”：“毛时代的新的皇太子政治的随意性，不仅造成了国家最高权力交接无序的危机，还使得皇权和储君之间的一些个人性格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激化为无法调和的冲突，从而大大增加了储君被废或被逼造反的变数。”

林彪在文革初期成为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被写入党章，外界看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林彪如履薄冰、岌岌可危。毛泽东并未将发动文革的战略部署向林彪全盘托出，林彪只能亦步亦趋、见风使舵。时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回忆说：“林彪虽是副统帅，但常委碰头会、军委、国务院、国防、外交、经贸等都是周恩来管，具体事没给林彪权。”在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副局长翁衍庆所著的《林彪的忠与逆》一书中，抛出一份惊人的材料：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一日，林彪与陶铸写了一封密函给居住在香港的国军退役将领周游，请其转交蒋介石以示输诚。信中写道：“吾人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期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爱护学生无微不至，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己往日之错。”此信之真伪尚存疑，但信中表达的林彪高处不胜寒的心态以及对毛的反感，大致是真实的。

---余杰：毛有病，天知否？